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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重新起步的基本共识

发布时间:2021-02-01 16:17:34 阅读: 来源:实木床厂家

中国经济重新起步的基本共识

如果说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在1978年前后重新开始起步,在方法论的层面源自于中央高层的调整战略,源自于人们接受这个国家普遍的巨大的贫困事实,那么在观念的层面,则得益于中国人开始实实在在地向外国人学习市场理念。   1979年2月19日,李先念在一份“关于日本经济专家的经济发展座谈会会议纪要”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:   “这是几个日本经济学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,值得我们慎重研究。他们提到,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、投资少、销路广、收效快的工业,先发展轻工业。努力增加出口,特别是要提高投资效率,降低生产消耗,挖掘内部潜力,积累建设资金,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,适应国际市场需要。抓轻工业,以轻养重,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,反而会更快。外国人也看到,中国人口多,市场大,而工业底子薄弱,资金积累有限,不这样搞,工业的速度快不了。扩大内外交流,引进先进技术,更应该走这条路。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,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?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,但是,正如他们所说,要想用钢材换取外汇,可能是不现实的,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。世界上钢材能力过剩,国际市场有限,我们也竞争不过人家。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品种规格,提高质量,弥补钢材的缺口,争取减少进口,如果每年少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,就是很大的胜利”。   市场元年的战略选择   许多年之后,我们辨析这一段话,能够在市场理念和历史事实的层面,发现中国在步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起初之年所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。   第一,是向海外经济体学习。   第二,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。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层面的一般法则,用比较优势介入国际竞争,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、速度和高科技水平。彼时中国的比较优势,当然是“那些用人多、投资少、销路广、收效快的工业,尤其是轻工业”,后来的事实证明,中国市场的发展,的确就是政府有意识退出了轻工业领域,让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来,构成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,不仅基本解决了国内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,而且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。   第三,明确了市场和企业的内部管理理念。放弃以规模和速度评价经济发展的思路,转而考量投资的效率,计算企业的成本等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,至少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这样的基于效率的发展,是一个时代的共识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后来政府考评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,已从对效率的考量转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量。   第四,找到了工业结构平衡的基本方法。从这个时候开始,国家开始真正走出“经济发展等同于钢铁发展”的思路,走出50年代大炼钢铁的思维方式,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平衡不仅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需求,而且能拉动钢铁等象征国家能力的重工业水平。   第五,理顺了一种致力于贸易平衡的外汇储备秩序。长期以来,由于经济水平过低,中国的出口能力低,相应的,大量的关键要素产品需要进口,这形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贸易不平衡,进口远远大于出口,外汇储备几近于无。在这种局面下,发展轻工业产品,鼓励出口,同时减少钢铁等材料的进口,就是对贸易不平衡秩序的扭转,当然也是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开始。许多年后,人们发现,曾经贫穷到整个国家竟然没有外汇储备的中国经济,已经拥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,这样的历史性改变,就起步于百废待兴的1979年。   中国式的现代化   李先念的经济思考正在成为经济的事实。不过,在面对市场转型,面对国际贸易的时候,中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坚守意识。   1979年3月21日,邓小平在会见中英文化协会代表团的时候,对于即将展开的中国经济,做了如下阐述:“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,我姑且用个新说法,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。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些”。   回望历史,我们发现,这句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要点,即既要发展经济,又要坚守自己的特色。按照这个思路,过了几天,邓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话,细化了他的这个观点:“我同外国人讲话,用了一个新名词:中国式的现代化。到本世纪末,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,人均收入不可能提高”。   邓的这些话,许多年后再来体察,也是大有深意。一方面当然是强调已经形成的体制框架,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,即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再次出现大跃进,必须循序渐进。而另外一个有深意的表述,则是接下来的经济发展,在国家层面,主要是强化提升国家能力,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。   许多年后,当我们把李先念的经济分析和邓小平的体制框架结合在一起观察,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: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,从一开始,就被设计成一种经济和市场层面的开放与改革。这成为后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法,也是理解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基本路径。离开这一点,人们或许会低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,或许又高估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。   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,向外国经济学习与坚持中国特色,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。这样的表述,并不意味着李先念或者邓小平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分歧,恰恰相反,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发展共识,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共识,到今天为止,中国的发展方法,依然还在这样的观念里。   几大共识   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共识,首先出现在发展的速度命题上。从一种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理想,转向为一种适度的现代化方法,一代人从此放弃了事先设计出来的更快的发展速度,一种大跃进式的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乌托邦之梦。人们开始相信,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必须分阶段、有步骤地进行。这是邓小平的观点,到本世纪末,中国经济能够达到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水平,就很不错了。这个速度理念,日后被历史学家解读为“中国现代化”的速度理念,它的价值在于,中国终于认同经济发展的规律,并开始走出过去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的经济无知状态。   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比例,也就是市场的基本结构。只有按比例发展,才会有高速度。所谓按比例,其意义在于,首先要稳住农民和农村经济,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策略。一直到今天,国务院每年的第一号文件,都是事关农民和农村的经济政策,这已成为1978年之后的治国传统。在农村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,工业开始关注一种市场层面的均衡,或者是一种整体宏观经济层面的均衡。具体表述为,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,计划安排的次序,应该是优先安排当年的生产,人民的衣食住行,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。原材料的分配,也应该优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,然后考虑必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。毫无疑问,这样的经济比例设计,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维持。而在产业结构的意义上,人们发现,这事实上是对市场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回归。   关于国际贸易的秩序,也是醒目的经济共识之一。80年代是一个招商引资狂飙突进的年代,但在如何利用外资,如何优化外资的结构走向,如何处理新时代背景下自力更生与招商引资的关系,人们很快达成了共识。熟悉经济发展史的人们看到,很快,中国就从过去的国际贸易入超国家转型为出超国家,国家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,以致人们愿意把豪迈的外汇储备当成中国的核心竞争力,这正是80年代国家调整利用外资调整引进政策的结果。一个时代的贸易不平衡终于被中国人扭转成为另外一种不平衡,其中的过程,其中的利弊得失,有待人们从各种维度上去解释,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,是中国企业的发生和发展。   如何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要素资源,80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阶层事实上也达成了共识。从这时开始,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就致力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,人口多,底子薄,这是表面的陈述,而深层次的经济学解释,则是政府不盲目追求新技术,而是重点解决人们的普遍就业。相关的政策表述是明确的,比如,现代化要分清轻重缓急,合理安排,技术的更新要首先考虑劳动力的使用问题,那些仅仅着眼于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应该少搞,甚至不搞。从经济史的角度看,这是一种理性选择,也是一个发展的事实。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许多年的发展过程中,正是以廉价的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,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核心方法,也由此成为世界大型企业纷纷来中国发展的要素考量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的缓慢进步,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隐形的理性的正相关逻辑。而人口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,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策略性贡献,也是这个国家过去30多年的经济方法。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实。   最后一个值得深度分析的经济共识,是为现代企业的兴起提供了市场基础。必须要重申的一个常识是,现代企业的兴起,从来都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发展的结果,而不是政府的市场设计。80年代初期的经济政策共识,并没有提到企业建设,事实上这个时候关于企业的产权概念,关于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,还是一个空白,甚至是一个禁区。但是,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调整所达成的共识,却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。所谓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,是指一些政策的隐形效应。比如人们认为,依靠引进成套的设备来建设现代化,是不现实的,这就把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了企业的建设上。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的逻辑,市场的发生和发展,从来都必须而且只能靠企业来推动,只要政府不在要素资源的维度上对经济进行计划安排,那么企业的发生和发展就一定是一个可以马上展开的事实。所以李先念意识到,“我们搞现代化,首先要大力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,同时要逐年新建一些必要的项目。”而姚依林也强调,“企业是我们的基地,是现代化的出发点。”   (作者为财经作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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